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良好，前景也是非常乐观的，但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会在什么水平和高度上形成较为均衡、稳定的状态，这取决于很多因素，而且不限于国内因素。

28我们限制政府，因为我国国家的强大，我国的生产力、丰富的资源和热情 ，这不是国家政令和特权，而是来自自由权利和责任的自由行使。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否定性，具体到外商投资领域，反映为营业、专业、行业角度的市场准入许可，安全、竞争、劳动环境等规制类许可，资源配置特许三类。

27  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238页。关键词:  法不禁止皆自由，合理性标准，审批制，软法，宪政 诠释学循环(hermeneutischer Zirkel)的三种形式包括反思假定（das Postulat der Reflexion）和文本（Text），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规范和事实之间的关系。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中介是宪法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政法类上层建筑之根基，包括规范宪法和宪法惯例、宪法价值、宪法原则、宪法理念等等，反映了宪法法律关系及其运作决定了人民权利的实现水平，也反映了人民的宪法需求意愿、宪法智慧、宪法活动推进宪法理论和宪政法治的积极能动作用。例如，资格、技术标准、许可、要求、程序并没有单一含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专业背景，它们每一个可能被进行不同解释。

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国内立法为了协调国际航空、海上运输、票据、知识产权等涉外民商事领域相关的国际条约、惯例之间的关系，纳入或转化了相关国际条约和惯例，在涉外民商事领域的实体、冲突和程序立法中明确了我国签订或加入的国际条约的优先效力以及惯例的补充国内立法地位，涉外民商事领域的国际条约在不同地域范围和领域协调权力，促进权利的行使和维护，具有相对于国内法的优先效力，其他非涉外民商事领域的与权利无关的国际公约和惯例，与本文讨论无关，此处不赘。48  洛恩·索辛、查尔斯·W.史密斯：《艰难的选择与软法：伦理守则、政策指南和法院在规制政府中的作用》，罗豪才、毕洪海编：载《软法的挑战》，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20页。如同萨登（Susden）所说的：法律反映了大多数个体自愿施加的行为准则。

丹宁曾指出，英格兰人民守法的自愿性源于其生活习惯。通常情况下，订约人为实现特定的正当目的而签约，依靠履行义务所实现的目的也正是签约者的主观欲求[3]（P16）基于法律原则建立在道德原则上的这种假设，他进而解释了人们应给予法律特别尊敬的原因：法律原则通过自身的协调反映了我们的道德情感，使法律获得了道德特征，获得了道德权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11] 梅因。

回顾契约的发展史便能清晰地发现，伴随着契约尤其是古代契约的发展，其形式要件在逐渐简化。自治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自治性组织的建立。

国家可以选择是实际地履行某一条约义务，还是不履行义务而接受他国的报复或对其他国家提供补偿。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履行乃至违约行为都可反映出这一特性。义务的本质特点与外在表现是主观自愿，而不是外在强制。从法律存在至今，任何正义的法律往往都会规定不得侵害他人权利，自觉履行契约义务之类的原则，而事实上的侵权人、违约人并不因之减少。

约翰·菲尼斯曾指出义务的根源之所以需要其中（inter alia）的自愿行为（voluntary act），而且是意在表达创设某种义务之意愿的自愿行为（voluntary act），其原因在于这样的义务尤其要促使个人在社团（community）中支配他们的自身关系[14]（P308）。拉伦茨曾对把义务定性为依靠制裁手段强制履行的观点提出过批评。理由是：双务合同的当事人相互的自愿履行行为，即能够确保签订合同时进行详细而具体的信息披露、明确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人们对法律极其尊重，只要它是人们自己创设的并且不是来自上级强加给的。

再者，义务的内容总是由制度或实践规范所界定的，该规范指明了一个人被要求去做的是什么。它之所以有可能自发衍生，是因为人们从经验中认识到，遵循这样一种约束实际上有助于每个人对目标的追求。

根据公平原则，束缚于非正义的制度或者至少超出尚可容忍的非正义限度的制度（对此种制度迄今尚未界定）都是不可能的。[1]（P5）如果说权利是人们的主观能动选择，那么义务也是其自由意志的结果，即主体自由、自觉、自愿地尊重他人权利并履行自己的义务。

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8]（P23）人格权利如此，财产等其他权利也同样。广义上，任何由人们参与形成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都是契约的结果，义务当然也不例外。私法义务的本质是义务人的自由行为选择，同私权的本质一样都是自由。例如，意定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是意思表示，常态情况下必然是行为人自由自愿的意志体现。义务人履约的自愿性是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契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从而为沟通法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

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总是相伴而生，并且是一种自愿自觉的行为。履行时能够相互提供协助。

简单地说，义务的本质特点与外在表现就是主观自愿。更准确地说，在创造个人义务的真正过程中提高了个人的自律[14]（P303）。

若债务人不履行义务，债权人除了责任制度予以补救外别无选择。即便如此，义务自愿性也是在真正理解了私权的本质内涵后得出的必然结论，它贯穿于权利产生到实现的全过程，乃至对于权利冲突的解决也起着重要作用。

在缺乏抽象的权利制度和权利理论的古代中国，怎么会有抽象的义务制度和义务理论呢？。他说：由公平原则所规定的条件或要求（requirement）就是义务。由此，建立在义务自愿基础上的一切契约经济最有可能实现主体利益最大化，当然也是最有效率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

义务须是当事人双方协商统一的结果，或是经过主体的价值判断而由法律予以固定的制度体现。权利保证法律能够使政府对其行为负道德责任，正如权利也保证法律能够使个人对其行为负道德责任一样。

如青木昌彦指出的：即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和合同也不仅仅由正式的法律系统来执行。2.义务的自愿性为社会自治和自愿性组织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前提。

如果义务自愿性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声称我国古代是义务本位的法律传统便是没有根基的。作为正当利益在法律上之体现的权利，既然其实现是参与利益评价主体的主观追求，那么义务的履行就绝不是外在的强迫，因为权利的设定者也是义务的设定者。

最后，义务通常是属于确定的个人的，即那些一起合作以维护他们的制度安排的个人。在抽象的意义上，权利和义务总是相伴而生的。这种守法的义务感来自何处呢？首先，它来自人们在其历史中成长的习惯。义务自愿性在最初的习俗性产权制度中同样存在。

如果人们能够承认权利存在并能够对它们有所要求，那么，他们就能够形成社会，建立制度，这种制度的权威将存在于社会自身之内。语言尽管不能一以贯之但能粗略地在一些案例中对‘有义务的使用予以界定。

不管是法律还是相对人在这个阶段都无法约束义务人的此类行为。最重要的是：（1）义务可以是自愿发生或设定的。

法律的本性是为人们提供实现自由的途径和保护手段。（2）该社会对于政治道德的特定观点——以及源于这种观点的法律判断——是‘理性的，即对于相同的情况给予相同的处理，而且不允许矛盾的判断。